作者简介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匈牙利经济史学家、经济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以其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批判和《巨变》一书而闻名。

 

  黄树民，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现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所长。研究专长为台湾汉人社会、中国华南社会、泰北社会文化等。
 

精彩书评

  “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的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世纪的经典之作。”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
 

目录

序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导论（弗雷德·布洛克）

2001年版说明

作者致谢

第一篇 国际组织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环境 vs. 进步”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第五章 市场制度的演进

第六章 自律性市场及虚拟的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第七章 1795年的《斯皮纳姆兰法案》

第八章 前提与结果

第九章 贫穷与乌托邦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第二卷 社会的自我保护

第十一章 人·自然·生产组织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的诞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的诞生（续）：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场的损坏

第十八章 使国际经济瓦解的压力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民众的政府与市场经济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之齿轮中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错综复杂之社会中的自由

资料来源注释

 

前言/序言

序言

斯蒂格利茨

能为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这部古典名著写序对我是项殊荣。这本书讨论欧洲文明从前工业化时代转型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政策的转变。当时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他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1999年在西雅图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组织。RM麦基弗（RMMacIver，1882-1970）在本书1944年版的导读中，曾写下一段颇具寓意的话：“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让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了解本书的教训。”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甚至联合国，都还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构想计划。倘若这些国际组织的缔造者用心读过本书，并慎重考虑其论点，他们后来提出的政策构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对于一部论点复杂且严谨的专著，要以短短几句话来摘要其精髓，既困难也易失之偏颇。虽说这本半世纪前出版的书，在语言的使用及经济学的观念上与当前并非完全契合，但波兰尼所提出的议题与观点，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论点是：所谓“自律性市场”的概念从未被真正实行过。而由于其明显的缺点，使得各国政府必须介入干预其内在运作，及其外部直接影响（如对贫民的影响）。而且改变的步调快慢对其后果的影响，也至关重要。波兰尼的分析明确指出：坊间流行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经济成长对于包括贫民在内的全民有利，实则无历史根据。他也厘清了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团体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例如，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形态，本是新兴工业利益团体的仆佣，这些利益集团选择性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在对其有利之际，呼吁政府干预。

在波兰尼撰写《巨变》一书时，经济学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场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学术界中已无人会支持自律性市场必导向高效率且均匀的资源分配此一论点。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时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较为公允的立场，即承认市场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只不过市场与政府两者具体职能的分界如何，仍有争议。譬如，一般学界皆接受政府管制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但至于该如何管制，却仍无定论。

当代社会提供的许多证据可以支持过往的历史经验，即经济成长也可能导致贫困。不过，我们从现代世界中较先进开发的工业国家来看，也可看到经济成长的确为大多数人带来福利。

波兰尼强调自由劳工市场、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货币自律机制之间密切紧扣的关系。他的著作可说是今日已成为主流的“系统论”（systemic approach）之先导，亦即是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时“一般均衡论”经济学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的先驱。现在仍有些学者服膺于金本位制理论，并认为当代经济问题正是因为违背了此一体制所致；但这也为倡导自律市场机制的学者带来更多挑战。浮动汇率已是今日国际金融之主流，而这可视为有利于主张自律性市场学者的观点。毕竟主导国际货币交易的市场规律，不应有异于他类市场的规律。但也正是此点，充分暴露了自律性市场的弱点，尤其是忽视此制度的社会影响所显示的问题。我们已有充分证据显示，这类市场（一如其他实物市场）常出现极端摆动的现象，但我们无法采用基本经济结构的改变来解释这种摆动。另有许多证据也显示，当价格出现巨幅变动，或投资者的期待改变时，都会对经济体造成伤害。最近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提醒了现今年轻人他们的祖父辈在大萧条时期已吸取的教训：自律性市场并不会像那些吹鼓手所宣称的那样顺利运转。即便是如美国财政部（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捍卫自由市场制度的堡垒，都认为国家不应干涉货币兑换率，但是它们却从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说服力的说帖，来解释何以货币市场应有异于别种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说理上前后的矛盾性，早在19世纪各种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即可预见：它一方面坚信自由市场机制，但本身却是一个公家机构，且经常干扰货币兑换率，甚至提供资金救赎濒临破产的外国债权人；却同时又向国内企业支取高利贷般的利息，使之破产。劳工与商品方面的真正自由市场从未出现过。今日最讽刺的例子便是，绝少有人会提倡开放（国际）劳工自由流动。那些先进工业国家总是向低度发展国家说教，指出保护主义与政府补贴的谬误；但它们更在意的是打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不是开放自己的货物及劳务市场，而这些却正是发展中国家较具竞争优势之处。

时至今日，论争焦点已非波兰尼写作时的重点。如前所述，只有冥顽对立的死硬派，才会坚持完全自律的经济体，或是认定政府应全面控制经济。每个人都知道市场拥有巨大的力量，但也会注意到其局限。但即便如此，不同经济学者间的观点仍有极大差异。诚然，其中有些学者虚伪且易辨识，就像那些依照意识形态或特殊利益的需求，而自诩为真正的经济科学者及优良的政策者的那些人。最近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在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金融及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这种例子。当然，许多国家的一些管制法规，既不能加强其金融体制，也对其经济成长无助，自然应予废除。这毋庸置疑。但即便在最近金融风暴发生前，已有众多迹象显示这种自由化的措施，会给各国带来巨大风险，且将贫民推上风头浪尖；而且这种自由化必能带来成长的证据，却微不足道。但这些“自由市场学者”（free marketers）却更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循他们的建议，进而造成近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灾难性后果。另外一些议题似乎也难有定论。如自由化的国际贸易可让一个国家发挥其相对优势，以增加平均国民收入，但也可能招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业率攀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因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裁员，明显大于其增加的工作机会。这个问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推动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可见端倪：它结合贸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使得创造新工作机会及发展新兴企业难上加难。没有人会相信，把低生产率工作的工人弄成失业，能够减低贫穷或提升国家收入。服膺于自由市场的人坚信一种塞氏法规，即增加劳工供应时，就会自然产生其对其工作的需求。对依赖低工资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倒是对他们有利，如此就能施压、降低劳工工资。但对经济学者而言，失业工人正足以证明经济失调，在许多国家中我们都可以见到种种这类失调的充分证据。有些自律性市场的吹鼓手将这种失调归咎于政府。不论其论点正确与否，这个自律经济的神话，早已名存实亡。
波兰尼曾指出自律经济的另一个缺陷，最近又被重新提出讨论。它涉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体制或其改革如何影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虽则本书论及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日趋明显，但如今我们使用的语汇却已多有改变，如吾人今日讨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们理解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长期失业、持续的高度分配不均、贫困脏乱遍地等现象，对社会和谐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以及引发暴力高升。我们也认知到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措施及其速度，侵蚀其社会关系、破坏社会资本，甚至引发俄罗斯黑手党及其霸权的兴起。我们也理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正值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之际，取消对粮食的补贴，加上该国原有的特殊历史考虑，自然可预期造成政治与社会动乱。上述几个例子中，经济政策导致原有社会关系（虽然原本可能已极为脆弱）的破裂，而破裂的社会关系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担心将资金投入到社会关系紧张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也会将资金移出，产生负面的连锁效应。

多数社会都会发展出具体方法，以照顾贫困无依者。工业时代却逐渐使得个人难以完全照顾自身。固然，一个农民有可能面临歉收，而自给自足的小农也可能难以存钱以备旱涝之需，但无论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佣的工作糊口。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无时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若失业率高升，就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或像今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便一筹莫展。他们不一定接受自由市场吹鼓手所宣扬的弹性工资的重要性（这隐含着受雇者得接受无偿解雇或自愿减薪），但他们却无力推动改革，即便他们能预期未来的充分就业。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他们肯接受较低的工资，就有工作。经济学上的“效率工资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内圈外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诸多理论，均已明确指出何以劳工市场并不像自律性市场吹鼓手所宣称的方式运作。

无论何种解释，事实就是失业并非幻觉。当代社会必须发展出自律性市场经济所未能做到者，即提出该社会能接受的应变之策（其实对此另有其他几种理论说法，但因与主题无关，故不赘述）。快速社会变迁会摧毁既有应对机制及社会安全网，但在社会发展出新的应对机制前，新的需求已产生了。不幸的是，19世纪的教训，却被那些鼓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当代自由主义教条分子抛诸脑后。

社会应对机制的失灵，造成社会资本流失。20世纪就有两个鲜活的例子可兹说明。我已提及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度尼西亚的灾难。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部中的新自由主义吹鼓手，均抗拒解决此危机的重要手段，即判其违约。一般而言，大多数的贷款，都是由私人信贷机构借给私人贷款人。当借钱者无法偿付债务时，标准的做法就是宣告破产。破产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心。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否决此议，认为破产违背了契约的神圣性。但他们却无视于违背另一种更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他们宁愿提供经费给一些政府以挽救这些外国的贷款机构，而这些机构却是因其不慎放款才导致失败的。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推行一些伤及无辜的政策，包括工人与小生意人，但他们实际上与此金融危机的形成毫无关系。

更戏剧化的是俄罗斯的失败。这个国家已是另一个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但却被置入下一个实验，也就是在政府尚未有机会建立必要的法制及制度架构前，就引进自律性市场经济机制。就像70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加在俄国的社会变迁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义者也在这个国家强加上另一种重大的社会变迁，而带来了灾难恶果。俄国人民被告知：一旦能释放市场的力量，经济就会腾飞。此论述的背景乃因旧有无效的中央计划经济常会歪曲资源分配，且无法催生社会财富的诱因，所以此时计划经济应被地方分权、自由化与私有化取代。

但经济腾飞并未出现。俄国经济体萎缩过半，贫民人数（按每日4美元生活费的标准）从总人口的2%增为近50%。虽说私有化在少数政客中造就了几个亿万富翁，但政府却无钱支付养老金给退休者。而俄国还算是一个资源丰饶的国家，其资本市场的开放，对全球而言理应是个深具吸引力的投资点。但实情却正好相反，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后大量的国内资本外逃。由于俄国私有化过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无法达成社会共识。那些钱留在俄国的人，自然会担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后，他们会失去一切。即使不考虑政治问题，任何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都会将钱放在美国飞腾的股票市场中，而不会投入一个面临各种不景气的国家。俄罗斯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掌权新贵有机会将其非法所得潜送国外。今日来看，这些当年错误政策的后果已浮现。此时，除非政府能保证不追究财富的来源，且继续保障其所有权，否则已难将这些大量外逃的资金引回国内。但若这样做，也就无异于保证这些掌权新贵会继续掌权。

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界都已认可波兰尼中心意旨的正确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中认为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改革应如何达成巨变的政策，却对此视若无睹。如前所述，波兰尼揭发了自律性市场的神话，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场。即便是今日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在其转变过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积极的介入角色，不但以关税保护其工业，也保护其新兴科技。美国第一条电报缆线就是联邦政府在1842年出资兴建的。提供工业化基础的农业生产暴增，也仰仗政府资助的研究、教育与推广服务。西欧各国直到最近都对资本流通有严格管制。

即便今日，保护主义与政府干涉都仍极为活跃。美国政府威胁欧洲各国，促其对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业开放，否则就施以报复性的贸易制裁。虽然有时政府干预有其必要性，尤其在面临对手政府也介入时。但更多案例显示的却是赤裸厚颜的产业保护主义及补贴，尤其是在农业方面。当我担任（美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时，曾经手无数此类案例，从墨西哥的番茄与酪梨、日本的影片、乌克兰的女装，到俄国的铀矿。中国香港向来被视为自由市场的最后堡垒，但当香港特区政府发现纽约投机客试图借投资其股市与汇市，来干扰其经济时，就全力出手干预。美国政府为此向香港特区政府抗议，认为此乃违背自由市场原则。但香港的干预政策奏效，不但稳定了股、汇市，破除对其货币的未来威胁，同时也赚进了大把银子。

倡议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政府干预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其关键论点就在于改革途中需找出正确的价格，并借助私有化及自由化，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抽离出来。根据这种观点，所谓经济发展只不过是资本累积，以及提升资源分配的效率，但这些都只是技术问题而已。这种意识形态误会了变迁的本质，变迁所影响的乃是社会整体，而非仅限于经济面。经济上的改变，远远超过其字面意义。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仅显示出其误读历史。

假若波兰尼今天撰写本书，将会有更多证据支持其结论。譬如，在当今世界发展最快速的东亚地区，政府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明确或隐微地表明保存社会和谐的重要性，不止保护社会与个人资本，同时更加以提升。在此区域，不但可见快速经济成长，也同时可见贫穷明显减少。假若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证明市场制的优越性胜过社会主义，那么东亚的成就也充分证明，一个政府积极参与介入的经济体，绝对优于自律性市场。这也就是何以当亚洲金融风暴出现时，这些自由市场的基本教义派乐不可支，因为他们以为这暴露出政府主导模式的根本弱点。当然，在他们的说教中也包括需要更好管制金融市场的建议，但他们却借此机会强调需要更多的市场弹性。这其实才是他们的重点，即如何削减社会契约。而这种社会契约实际上等同于亚洲奇迹，即提供社会与政治稳定的经济安全网。实情是，东亚的金融危机反而是最足以证明自律性市场失败的案例。由于短期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导致数十亿的资金在全球打转，搜寻最佳报酬，并随情绪波动而起落转变，这才种下危机的种子。

最后，让我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主轴，来结束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并非只是另类经济体，它们实质上代表着背离自由政治的传统。但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在市场社会无法运转时，脱颖而出。”新自由主义的巅峰期大约是1990-1997年，时值柏林墙倒塌，而世界金融危机尚未发生。有些人甚至辩称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就已证明市场经济与自律性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认为这个推论有误。毕竟在当时所有发达国家中，到处都有抗拒里根及撒切尔（Reagan-Thatcher）自由市场教条的动向，并代之以“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新工党”（New Labor）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市场论点曾提出的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在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国家不敢放手采用这些可能会对贫民造成重大伤害的政策，因为在东西分裂的冷战时期，若是西方国家失败，就会将其他各国驱赶到东方阵营。但是，在柏林墙倒塌后，这些国家已别无选择，即便是风险甚大的政策，也可肆无忌惮地加诸贫民头上。不过，这种观点不但无情，也很反智。因为实际上在排除那种不为多数人服膺的市场经济后，仍有一些并不令人欣赏的措施成为选择。一个号称自律性市场的经济，可能演化成为黑手党资本主义及黑手党政治体制。不幸的是，在世界许多地方，这已成为事实。

波兰尼视市场为广义经济体的一部分，而经济体又是更广义社会体的一部分。他认为市场经济并非终极目标，而是达到终极目标的手段。吾人常误以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是改革的目标，也因而制定各种量表来评断各国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这完全无视私有化其实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实，即将公有财产私下转让给亲朋好友，然后等着他们回报贿赂。但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一种量表，来记录有多少人被推入贫困，有多少工作被减裁，或暴力的提升，或不安全感、无力感的提升。波兰尼关注的其实是更根本的价值。

今日这种根本价值与自律性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一如波兰尼的时代。我们向发展中国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对它们最关心的议题，即影响它们生计的经济时，我们却改变声调说：经济铁律让你别无选择，且因你的民主体制可能会坏事，所以你必须放弃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决策权，将之转给一个受国际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独立中央银行。而且，为了确定你会根据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动，你被告知必须全心关注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不顾工作就业或成长。同时为了确定你会按照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执行中央银行的规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扩大货币供应。若是这整套方法不灵，就会引进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货膨胀指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简而言之，在这些前殖民地，我们一方面打着民主之名赋权给个人，但另一方面却将之硬生夺走。

波兰尼在本书结论中，很贴切的讨论了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在大萧条时期曾说过：“除恐惧之外，我们一无所惧。”他所说的不止是一般所说的古典自由，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聚会自由、信仰自由等，还包括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管制可能剥夺一些个人的自由，但它却同时能增进其他人的自由。自由地将资本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国家对某些人而言是种自由，但对他人却可能有极大伤害。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都是大规模的“外部性”（large externalities）所致。不幸的是，这种自律性经济的神话，不论是披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旧外衣，还是现在华盛顿共识的新衣，都无法平衡这种不同自由的需求。这乃是因为贫民面对的不安全感远大于其他人。在某些地方，如俄罗斯，贫民人数正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平却迅速下降。在此地，免于饥饿与恐惧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兰尼今日仍持续著述，我相信他一定会提出，现代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在为时已晚之前，重建这一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