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在亚洲，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都督的样儿，党人的棒儿，名士的案儿，侠客的范儿，八旗的枪儿，新军的弹儿，帮会的堂儿，暗杀团的胆儿……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惆怅低回与一拍三叹，直追三国与先秦。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真相，总在历史最深处。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

  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

   一生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平时写点时评。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著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北洋裂变》等作品。其中《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获得2010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非文学类）。

 

精彩书评

  ★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易中天

  ★张鸣的文章很好读，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很有见地。张鸣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问题却很深刻。看他的书，可以使我开拓心胸，开拓眼界。

  ——王学泰

  ★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李零

  ★我觉得在大学里张鸣是比较稀有的教授，民国时像他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丁东

  ★张鸣用材料和逻辑把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清楚很多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  

  ——秦晖

  ★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陈丹青

  ★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  

  ——吴思

  ★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告诉我们怎样认识社会，怎么从历史出发来认识现在的社会，张鸣的书也罢，吴思的书也罢，李零的书也罢，意义就在这。    

  ——徐庆全

 

  ★我觉得张鸣老师很好打交道，我们很欢迎像张鸣老师这样的学者给我们报纸和杂志撰稿。我觉得学者应该和媒体有这样互动的关系。   

  ——解玺璋

  ★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他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非常好。梁文道

 

目录

小引 大变局里的那些人

附图 晚清民国人物群像

年表 1911 年 ：中国与世界

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些事

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芝麻开门

立宪党人的起义

市民的武昌起义

荫昌督战记

瑞澂之走

第二幕 异哉！晚清！

革命是一出又一出不在一个舞台上的演的戏，演员不同，龙套也不一样。演好演坏，都不愁没有人看。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镇南关：起义故事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谭延闿：变乱的受益者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第四幕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温顺，平和，礼数还大的八旗子弟，亲手惹下大祸，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覆灭，连挣扎的心思都没有。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清末的殉节问题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学生：学堂不能碰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江西：假印章、破机枪和大都督

湖南：白条儿封官记

山东：艺人活演“打登州”

陕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

奉天：一次会议葬送了的独立

第六幕 匆匆上下的龙套

一台大戏，总少不了跑上跑下的龙套。他们是过眼烟云，谁也记不得。但是，细瞧瞧，他们的戏，其实也挺精彩。

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革命行进中的享乐

革命的帽子

革命知府与弼马温

剪辫子的风波

又见汉官威仪

二三野老眼中的革命

五花八门的革命旗帜

第七幕 暗杀与炸弹

一些革命党人其实对于暗杀比对起义更热衷。不起眼的炸弹，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起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革命的炸弹旋律

暗杀乎，起义乎

暗杀团的骷髅

汪精卫：被一泡屎毁掉的暗杀

沈臧寿：诈取海门

袁世凯：遇刺与当国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还得靠时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循环报》：一封假电报

《晋阳公报》：山西人的媒体政治

《国风日报》：报纸开天窗的故事

章太炎：名士坐西牢

张继：革命的棒喝党逻辑

秋瑾：设计军制

有支同志军是这样炼成的

招兵要招读书郎

有枪没子弹的新军

在新军与旧军之间

啊，海军

第九幕 国人的民主旋律

中国人其实也会投票，只要有人教，都学得会。

预备立宪：中国第一个议会的诞生

临时政府：摇出民国政府的摇篮

八百罗汉：头一个国会那点事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帮会平等：革命后士兵的民主症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着的是利益。

造反要花多少钱

革命钱紧

革命暴力催租税

革命声中的税务司

股票建起革命军

尾幕 五光十色说民国

后记 我怎么想起写辛亥来

文献 主要资料来源

附录 理解晚清民国的二十个关键词

 

精彩书摘

  芝麻开门

  武昌起义的成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些偶然性。首先起义的爆发，就有些巧合的感觉。如果不是革命党机关暴露，党人领袖逃的逃，死的死，党人名册落在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传说他老人家要按图索骥拿人，加上瑞澂当场处死三个革命党，更加落实了"镇压"的传闻，等于帮革命党做了最好的动员，起义能否如此激愤地一哄而起，有那么多新军参与，还真不好说。起义成功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半个月左右没有遭致清军的反扑和围攻，给各地的"别有用心者"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机会，到了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各地纷纷独立，噩耗频传，即便北洋军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也无奈大势已去。接掌清朝大权的袁世凯，出于利害计算，也只能跟革命党谈条件，出卖自己的东家了。

  武昌起义之前，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当时武汉的新军，一共一镇一混成协，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两个标 [团] 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其中两个营在宜昌] 。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 [团] --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而起义部队，不过两千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 [旗人团] ，就在跟着镇统制 [师长] 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三千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是没法可想了。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 [布政使的财库] 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买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 [旅] ，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 [旅长] 。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可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 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工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设了另一个门槛--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

  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这些所谓的门槛，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笼子里。可是，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做了总统，一切都好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总统就跟皇帝一样，只消坐上这个位置，大权就是咱的，些许小把戏，根本无碍大局。所以，袁世凯对这俩小花招，都一口答应了。答应得太痛快了，孙中山倒有点放心不下，急忙派出一个由前翰林蔡元培领衔的高规格迎接使团，北上前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7日，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立刻袁世凯盛情接待，下令打开正阳门，让专使们从昔日皇帝进出的门进到内城来，享受无限的尊荣。不仅一口答应南下就职，并且大宴专使，气氛极为友好而热烈。可是，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有人据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随后查明，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三师。

  据当日在场的齐如山回忆，说是乱兵不大像是成心作乱的乌合之众，上街抢劫，蒙头蒙脑，缩手缩脚，都不知道该抢什么好，也不大有伤人的意思。齐如山还在街头给乱兵做好一阵"抢劫顾问"，告诉他们什么值钱。而据当时的第三师的一位参谋回忆，在兵变发生之前，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经两次找北洋宿将们嘀咕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事情，认为这样对袁世凯不利，对北洋军更不利，兴许北洋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一次直接找了第三师的曹锟和一些军官，挑明了要找点人，围住专使的住所，放几枪，叫喊几嗓子"宫保 [袁世凯] 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把这些人吓走。虽然说，此说没有旁证，但这样的诈术，此前袁克定也干过。在袁世凯已经跟南方达成协议，清室却在犹豫退不退位之际，他居然跟北方革命党人合作，收买好些人力车夫，在东安门放枪扔炸弹，吓唬小皇帝。同时暗中嘱咐警察，不要干预。这种伎俩，跟此番兵变，简直异曲同工。所以说，袁克定办这种事，是太有可能了。曾为袁世凯心腹幕僚的王锡彤当日在京，据他讲，当天夜里，袁克定于兵变闹得正凶之时，前往袁世凯府邸，"杂乱兵中，数小时始得达"。兵变发生，袁大公子居然可以混在乱兵里。当然，可能的是，袁克定的计划，仅仅是吓唬人，但碰上曹锟这种憨货，生生把事给办砸了。原本是不多的人出来吓唬人，结果整个师都出动了，事情闹大，烧抢的地方太多，伤及袁世凯的面子。所以，事情过后，曹锟狠狠地被骂了一顿，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当然，这种事，实在也是难以掌握，那个年代当兵的，有机会起哄抢劫，没有不乐意的。所以，事一旦闹出来，就越闹越大，刹不住车。不仅北京发生了兵变，后来天津和保定也起哄式地跟着兵变了。袁克定为了赶跑专使编出的故事，最终还真的吓到了一些北洋军人。关于兵变，还有另外的说法，身为当时北洋军人的冯玉祥就认为，曹锟的兵，原本纪律就不好，兵变不是袁世凯的阴谋。而时为第三师旅长的陈文运，就认为兵变的原因是强行剪辫，以及停发恩饷和米贴 [战时的补贴] 。但是据说，恰是因为陈文运是洋学生，袁克定布置的时候，没敢告诉他，怕他死心眼不肯干。显然，如果兵变是因为纪律不好，或者经济要求没满足，已经变了兵断然没有回营的道理，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任何时代，兵变都是砍头的罪过。所以，兵变更大的可能，还是设计好的阴谋。

  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北方人，袁世凯的确不喜欢南京。况且，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从来都是北强于南，在南边定都者，大多为偏安之局。所以，尽管所谓把袁世凯弄到革命势力较大南方，调虎离山的策略，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南方，也未必就革命氛围有多浓烈，而北方一样也有革命党。只要袁世凯做了总统，北洋军自可以调来自卫，不愁镇不住东南半壁。但是，如果能不走，袁世凯还是不想走的。因此，袁大公子和曹锟虽然闯了祸，但毕竟打消了迎袁专使的念头，属于自家人好心犯错误，这个错误多少也有几分合自己的心意。所以，骂过一顿，也就了账。曹锟还做他的师长，参加兵变的人，更是没有可能被追究，而袁大公子，则依旧翻云覆雨，玩他的权术。这样的结果，让人分不清到底这些把戏究竟是袁公子自己的主意，还是得到他老爸的首肯呢？

  只是这样一来，乱兵被姑息了，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东也是东洋刀，西也是东洋刀，民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地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

  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

  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女子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

  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估计都在显著的位置。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即使按今天的眼光，也相当漂亮，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贞，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警音，均堪称美女。所以，后来沈警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郛，以后夫唱妇随，好不风光。而沈佩贞，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韵事。

  不消说，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都没有北伐的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一口一声说，只要袁世凯一反正，就把大总统让给他。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况且，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有的人是真正的天足之外，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都是女学生，大多为解放脚，即缠足之后，再放开的，这样的脚，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是样子耸动视听的。她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只有极少数的豪杰，一直不肯消停，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总是在做敢死队状。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只字不提。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长沈佩贞和唐群英，打上门去。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教仁，吃了耳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才勉强摆平。大约是看在是个帅哥的面上，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但是，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的国会选举，女子没有选举权，所以，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看门人出来拦挡，吃了两位的解放脚，又不敢回脚，只好自认晦气。

  再后来，漂亮的沈佩贞，虽然凶悍如故，却传出了许多绯闻，而且都是大个的，事关黎元洪和袁世凯，一个副总统，一个总统。据说她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总统门生。其实，这种事不算什么，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做官的做官，做议员的做议员，一个小女子名女子，跟袁氏套套关系，也无可厚非。况且，人长得漂亮，又不拘小节，自然会被报纸盯上，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不止沈佩贞，唐群英也不能幸免，没有绯闻，则有负面消息。只是，当初盯她们，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现在被盯，尽是负面报道。于是，两位女英雄，先后大打出手，带领一群女豪杰，把人家报馆给砸了。幸好，这个时候，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出人命。

  ……

 

 

前言/序言

  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 [禁止缠足] 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